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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0年后,金一南将军这样评价林彪!

原标题:40年后,金一南将军这样评价林彪!

林彪与彭德怀相较,说勇林不如彭,说谋彭不如林。

彭德怀是一团火,一团从里烧到外、随时准备摧枯拉朽的烈火; 林彪是一潭水,一潭深不可测却含而不露的静水。

“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,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”,前半句可形容彭,后半句可形容林。

彭林配合,相得益彰,成为指挥中国革命战争十分得力的左膀右臂。

林彪比彭德怀资格浅。红四军与红五军在新城会师大会上,朱、毛、彭都在主席台上讲话,林彪还只能坐在台下听。

听着听着,讲台塌了。台下人都说刚会师就坍台,不吉利。朱德站到台架上大声一句:不要紧,台坍了搭起来再干嘛!大家一起鼓掌,才把热烈的情绪又恢复过来。

林彪也在台下鼓掌。彭德怀坐在台上看不见他。他却把这个人未到威名先到的彭德怀看了个真切。

从此开始了红军中这两位名将不错的配合作战历程。

第五次反围剿中的广昌战斗,李德指挥红军与敌人正面硬拼,三军团伤亡两千七百余人,占军团总兵力的四分之一; 彭德怀当面骂李德“崽卖爷田心不痛”。翻译伍修权考虑到领导之间的关系,没有全翻,彭德怀便把三军团政委杨尚昆拉过来一字一字重新翻译,硬是把李德气得暴跳如雷。

林彪则有另外一种方法。广昌战斗前夕,林彪个人署名写了《关于作战指挥和战略战术问题给军委的信》:

“对于敌人在五次‘围剿’中所用战略战术,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研究的问题。过去有许多同志曾研究了这个问题,有些文章上也曾发表过这个问题。但有些同志对这个问题的观察,还有些不充分不确实的地方。”

林彪认为“敌人在战略上虽是进攻,而在战术上则属于攻势防御,或为固守防御”。他将敌人的推进方式归纳为“缓进形式”“跃进形式”和“急进形式”,具体用何种形式,“主要的是根据他当时对我军主力行踪的了解如何而定”;而坪上圩、乾昌桥、下罗泊港战斗都说明“短促突击”使我们成了“守株待兔”“没有一次收效”。

他直指军委在指挥上存在四大缺点:

一、“决心迟缓致失了不少可以取得胜利的机会”,“这是军委最大的”,“最严重的缺点”;

二、“决心下后在对时间的计算是极不精确的”,致各部队“动作不能协同”,“像这样的事实多得很”;

三、“军委对各部任务的规定及执行的手段过于琐细,使下级无机动的余地,军委凭极不可靠的地图去规定部队的位置,……一直干涉到很小的战术布置,则是无论如何不适用的”;

四、“军委对于战术原则还未能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运用,未充分去分析当时当地情况上的特点,而总是一套老办法到处一样的照搬”。

在信的最后,林彪写道:

“有些重要的负责同志,因为他以为敌人五次围剿中所用的堡垒政策是完全步步为营的,我们已失去了求得运动战的机会,已失掉一个战役中消灭(敌)几个师的机会。

因此遂主张我军主力分开去分路阻敌,去打堡垒战,去天天与敌人保持接触,与敌对峙,去专门求小的战术胜利,以削弱敌人,想专凭在长期无数小的胜利中(每回消灭敌人一连或一营),就地把敌人的五次围剿完全粉碎,这种意见我是不同意的。事实我们没有失去运动战的机会,并没有失去一回消灭敌人几师的机会。”

这是一封尖锐泼辣又不失于冷静分析的信,直指“军委最大的”、“最严重的缺点”。这样明确、大胆而具体地向军委提出批评意见和建议,在当时党和红军高级领导人中并不多见。

林彪以冷静剖析对李德的批判,不亚于怒火中烧的彭德怀。

林彪善思、善战。彭德怀由勇生智,林彪则由智生勇。

从带兵伊始,他就与“主力”二字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1928年2月,南昌起义部队到了耒阳城下。朱德听取当地县委情况汇报后决定:大部队正面进攻桌子坳之敌,抽出一个主力连队配合农军攻城。被抽出的,是林彪率领的连队。耒阳被一举攻克。

朱德由此发现林彪的军事才能。这一发现此后反复被实战证明。

他当连长的连队是全团战斗力最强的连,当营长的营是全团最过硬的营,当团长的团是红四军的头等主力团。

如果一次、两次,还可说有那种不好排除的偶然性;几十年如一日,带出一批擅长野战的人民解放军主力部队,便不能全部归诸偶然了。

研究林彪指挥作战的人,应该好好研究一下下面这九条。

“有强烈的吞掉敌人的企图和雄心”;

“闭上眼睛面前就有一幅鲜明的战场图影”;

“化冒险性为创造性”;

“要勇于穷追”、

“要跑步追,快步追,走不动的扶着拐棍追,就是爬、滚,也要往前追”;

“像铁锤一样,砸到那里,那里就碎”。

语言简练、生动,有力度、有气势、有特色。

当然,若以为以上九个“要”便是林彪指挥特点的全部,就大错了。数到第九个“要”的林彪偏偏漏掉了一个极其关键的“要”:要面对失败。

他也有过“兵败如山倒”的时候。

1929年1月,在红四军前委柏露会议上,决定红五军及四军三十二团守井冈山,内线作战,红四军主力出击赣南。林彪刚刚担任团长,初战顺利,下山后便首先歼敌一营,突破封锁线,不费一枪一弹占领大余。

但很快便在小胜中露出破绽。红四军前委在城内天主堂召开的连以上干部会,确定二十八团担任警戒,军部、三十一团、特务营和独立营在城内及近郊开展群众工作。林彪领受了任务,带领二十八团进人警戒位置后,便分片包干,各负责一段。既没有组织营连以上干部看地形,也没有研究出现复杂情况后的协同配合,更忽略了这是一个没有党组织、没有群众斗争基础的地方,敌人来的时候,是没有人向红军报信的。

赣敌李文彬旅悄悄逼近了大余城。攻势是突然发起的。因为突然,所以猛烈。二十八团在城东的警戒阵地被突破。“到那种时候,即使平时很勇敢的指挥员,也会束手无策,只好三十六计,跑为上计,结果,变成一个机会主义者”林彪就成了这样的“机会主义者”,活脱脱在总结自己惨痛的经验。部队急速后撤,城内一片惊乱。后来曾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江华说,他当时第一次真正体会到什么叫“兵败如山倒”。

那是一种失去控制的混乱。红四军士兵委员会秘书长陈毅正在街上向群众分发财物,城北街区已经出现了敌军,他连忙后撤,在城边才追上后退的军部。所谓军部,也只剩下和少数机关人员。

要林彪反击,林彪犹豫不决。部队已经退下来,不好掌握了。大声说:“撤下来也要拉回去!”陈毅也说:“主力要坚决顶住敌人!”林彪带着身边的少数人冲杀回去,把敌人的攻势挡住了一阵,才勉强收拢起分散开来的部队。

这一仗牺牲了三十一团营长周舫,独立营营长张威。二十八团党代表何挺颖负重伤,用担架抬着行军,在敌军追击、部队仓促奔走的混乱中不幸牺牲。本来就缺干部的红四军真是雪上加霜。部队日夜行军想摆脱追兵,但祸不单行。平顶坳、崇仙圩、圳下、瑞金,红四军四地四战,结果四战四败。

在平顶坳,向导把路带错,与追兵发生接触,造成损失。在圳下,军部险遭覆灭。当夜军部驻圳下,前卫三十一团驻圳下以东,后卫二十八团驻圳下以西。次日拂晓,林彪未通知就带二十八团先开拔,军部失去了后卫还不知道。警卫军部的特务营也未及时发现敌情。

敌人进人圳下时,陈毅、毛泽覃还没有吃完早饭,谭振林、江华也正在喝糯米酒酿,晚睡晚起的则还未起床。枪声一响,醒来,敌人的先头分队已越过了他的住房。

那真是中国革命史上一个惊心动魄的时刻。后来消灭八百万蒋介石军队建立新中国的共产党领袖们,差一点就被国民党的地方武装包了饺子。是利用拂晓昏暗,随警卫员转移到村外的。

朱德差一点让敌人堵在房子里。警卫员中弹牺牲,妻子被敌人冲散后也被俘牺牲,他抓起警卫员的冲锋枪,才杀出重围。陈毅披着大衣疾走,被突然冲上来的敌人一把抓住了大衣。他急中生智,把大衣向后一抛,正好罩住敌人的脑袋,方才脱身。毛泽覃腿部中弹。

林彪率二十八团、伍中豪率三十一团急速返回支援,才用火力压住敌人。因未能履行好护卫军部的任务,林彪挨了个记过处分。

1959年,陈毅对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人员回忆说:“当时红军人生地不熟,常常找不到向导……一走错路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。”在1929年3月20日写给中央的报告中说:“沿途都是无党无群众的地方,追兵五团紧蹑其后,反动民团助长声威,是为我军最困苦的时候。”

就是在这些最危险、最困苦,不是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,而是一个失败接着一个失败的环境中,摔打出了一个林彪。

那毕竟不是一个凭借关系上升的年代。一切成就,都需来自战争实践。

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虽然没有人明确讲,做却都是按照这个标准做的。红军中那些威名赫赫的战将,哪一个是通过听汇报看材料翻档案找谈话搞民意测验选出来的?

对他们的选择不是哪一个人的选择,是战争的选择,是战场上生与死、胜与败的选择。

林彪同样如此。正是这些挫折使他放弃了个人的一切兴趣与爱好钻研军事。

肖克将军回忆说,林彪喜欢读兵书,《曾胡治兵录》和张乃燕的《第一次世界大战史》他都读过;

红军打下龙岩后缴获的国民党政府1928年颁布的军队操典,林彪不但自己看,还选了一部分刻蜡板印发给大家看;最后干脆把干部集合起来,自任连长,带领大家实际操演。

江西、闽西的红土地和茂密的山岭,成为这位日后百万大军统帅实践运动战的最好场所。

伏击、奔袭、迂回、包抄、穿插、分割、围点打援、猛打猛冲猛追……没有什么高深理论的限制,没有什么条条框框的束缚,也没有哪个德高望重元勋的阻挠,不用动辄讨论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。那是一张白纸,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。

他画出了这样的图画。非凡的战争年代,造就了他非凡的野战才华。

林彪的野战精髓归结为两个字:运动。他指挥的部队以运动神速、善于奔袭、飘忽不定为特点。运动是其指挥艺术的核心之所在。林彪忌固守,尤忌双方重兵相向的固守。这一点使他与彭德怀区别很大。

伏击,特别是出其不意的伏击,对他来说不是等待的结果,而是运动的结果;他的战机,几乎全部在运动中创造。他指挥的部队的行军速度,接敌速度,扩张战果的追击速度,在红军中首屈一指。

由此引发出许多传奇故事。例如说林彪在黄埔学校成绩优秀,深受一些军事教官青睐,被同学们称为“军校之鹰”。

美国记者哈里森·索尔兹伯里也在其《长征,闻所未闻的故事》一书中说:“林在着名的广州黄埔军校受训期间,也曾是蒋介石和后来成为苏联元帅的勃留赫尔(加伦将军)的宠儿。”

但却没有任何人能够为这些传说拿出可信的证据。

黄埔军校从第四期起,按考生的成绩分为军官团和预备军官团,步兵科第一团是军官团,第二团是预备军官团。林彪恰恰被分在考试成绩不太好的第二团里。

蒋介石知道他的黄埔学生中出了共产党人李之龙、陈赓、蒋先云、王尔琢、黄公略、左权、刘畴西、许继慎、周士第、赵自选、宣侠父、余洒度;

但直到1930年底开始第一次围剿,他亲自明令悬赏缉拿朱德、彭德怀、黄公略,还不知道红军中冉冉升起的青年将领林彪也曾是黄埔军校的学生。

历史在某些时候喜好开一些并非恶意的玩笑。黄埔军校第四期步兵科几个后来颇负盛名的人物,都集中在考试成绩并不太好的第二团里:

第二连有一个面孔文静(毕业照片上甚至还戴了副眼镜)、爱好历史的陕西学生——后来蒋军王牌整编第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;

第三连有一个面孔同样文静、同样对历史感兴趣的湖北学生——后来的红军王牌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。

林彪从来不是那种在张榜考试中名列前茅,也不是那种登高一呼云集者众的人。

卷面作答,沙盘作业,操场演练,他的成绩并不惊人。“军校之鹰”、校长“宠儿”之类的词,比他更合适的人比比皆是。

他的军事基础得益于黄埔。

但他日后真正的军事造诣,则几乎全部来自红土地上工农武装割据的战争实践。

研究观察那段历史时,这一点必须明确:林彪不是黄埔军校的产物,而是中国工农红军的产物;他不是军校的宠儿,而是革命战争实践的宠儿。

以他黄埔四期的资历、孤僻倔强的性格,若在国民党军中,恐怕一辈子升到军长都难。在红军中这一职务他二十四岁就达到了。工农武装割据给他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广阔天地。

在错综复杂、千变万化的实战场所,终于得以施展他在卷面上难以施展的野战才华。

这位黄埔四期生在红土地上与他的校长蒋介石、教育长何应钦、管理部主任顾祝同、战术教官刘峙、第四期炮科大队长陈诚、学员队区队长蒋鼎文,展开了一场生死战斗。

胡宗南、李默庵、杜聿明、郑洞国、陈明仁……这些黄埔一期学生,也先后在各个战场成为林彪这个黄埔四期后进的对手。

最终,他们都不是他的对手。

1948年底,被林彪打败的杜聿明从辽沈战场跑到北京对傅作义大叹:关外共军的武器装备与战略战术,皆非关内共军所能比;从理论上说,国民党一年之内将丧失天下。

蒋介石麾下这位四面堵漏的“救火队长”发出这样的感叹,确属国民党方面对林彪的由衷赞叹。

不可否认,这其中有他对战争不能不说是相当刻苦、相当独到的琢磨与钻研。当他全神贯注于军事的时候,你不得不承认,这是一个优秀的军队统帅。

军事钻研是一方面,还有另一方面,是其当时表现出来的革命坚定性。离开了这一面,也不成其为林彪。

1928年,在井冈山斗争非常困难的“八月失败”中,二十八团二营长袁崇全拉走队伍叛变,

朱德、陈毅派红四军参谋长兼二十八团团长王尔琢率林彪的一营追击。一营长林彪先前已经感觉出二营长袁崇全的动摇,提出追上去武力解决;

团长王尔琢相信他与袁崇全的私人感情,没有采用林彪的意见。结果王尔琢在追回袁崇全的过程中,被袁开枪打死。

当年十九岁的湖南省委巡视员杜修经在八十三岁回忆那一幕时,感慨万端:“王尔琢去叫袁崇全时,我在场。他和袁有较深的关系,同学,还是老乡,一个是石门人,一个是桃源人。

当有人提出要去打袁崇全时,王尔琢很气愤,说:岂有此理!他不认为袁会死心塌地反革命。他认为,他去叫,袁一定会回来。

“听跟他去的人讲,进村后,他大声喊:我是王团长,是来接你们的!战士们听出他的声音,不打枪。找到袁崇全的房子时,袁拿着枪出来。王让他回去,他不回,俩人吵起来。吵着吵着,袁崇全揪住王尔琢的脖子就开了枪……”

杜修经说有人提出要去打袁崇全的“有人”,便是林彪。

王尔琢牺牲后,林彪很快出任二十八团团长。此后纵队司令、军长、军团长,一发而不可收。有人说王尔琢若不牺牲,最低也能评上元帅,说不定因此就不会有“九一三”了。

可惜历史的一个最遗憾之处,便是它纵然容许假设,最终却只进行选择。选择从另一面看,便是淘汰。于是,过分相信私人感情的王尔琢,在革命生涯的早期遗憾地悄然出局。

再于是,历史把主角分配给了一开始便提出“追上去武力解决”的林彪。 本文整理自金一南将军《心胜》一书。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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